许耀桐：政治观革新的六个方面

近代以来，世界诸国的政治发展都经历了革命的阶段，与之相适应，必然形成革命的政治观。当革命胜利后，取得政权的政治力量都进入了执政阶段，其革命的政治观也须及时地转向执政的政治观。毋庸置疑，革命政治观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两个不同政治观的置换也极为重要，舍此，一个国家的政党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可能正常地发育成长起来，政治现代化的任务也不可能完成。

从革命政治观转向执政政治观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社会秩序的恢复，特别是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中共召开了八大，已认识到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提出应充分发展政治民主，完全有条件完成革命政治观向执政政治观的政治转变。但是，由于随即国外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党内左倾思想开始蔓延，导致这样的转变进程甫一开始便戛然而止，执政政治观不仅没有培育生成，革命政治观反倒愈加根深蒂固。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重新启动了这样的政治进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认识路线指引下，逐步加大了转变政治思维、清除陈腐观念的力度。因此，当下继续认真地分析和总结革命政治观如何转向执政政治观，仍是非常必要的。概而言之，从革命政治观转向执政政治观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佟德志：中国人政治观的创造性重构

中国人个人观的形成过程，先是多有诟病，然后逐渐接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到中国人对西方观念的学习，同时，更应该注意到中国人政治观念的创造性转换和重构

政治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变迁过程，其内容是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变化形成的认知、情感、价值、意识等。因此，探讨新政治观，当然离不开旧政治观。毋需更远，只需回退百年，我们可能会发现，新旧政治观念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观念的新旧转换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政治学刚刚恢复时期的政治观念，大多强调了国家、阶级、政党、民族、革命等主题，这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学界研究的旨趣与意向，也成为中国政治观念的关键词。从阶级的角度入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国家、政党、民族等政治主体进行分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革命等政治行为进行阐释，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的主线。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主导地位的体现，我们暂且从时间顺序的角度将其称为“老五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同时，受西方政治科学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也逐渐拓宽，这直接影响到了政治观念的主题变换。一些新兴的观念通过新的研究主题体现出来，如政府、政治民主、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参与等主题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从并不太严格的学术归类的方法来看，我们可以称其为“新五论”。

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两极思维

近年来，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忧心焦虑感不断增加。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与社会矛盾深化的背景下，两种价值取向相反的激进主义思潮在社会上重新崛起，一种是左的激进思潮。它把改革开放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困境以及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等消极现象，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认为只有再发动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要把中国拉回到改革以前的平均主义道路上去。另一种是右的激进主义，它认为，只要把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某些政府官员中，出于对激进主义“革命”的担心，拒绝进一步体制改革，试图通过强化原有的大维稳方式来巩固现存体制，结果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致使社会矛盾不但没有化解，反而进一步尖锐化。这又反过来引发前述的左右两种激进主义思潮在社会上日益变本加厉，于是，就形成激进与保守维稳之间的相互强化与恶性循环。中国改革陷入了路径锁定状态。

王长江：现代政治观的思维模式障碍

什么叫政治观?政治观是在一种理论指导下对政治的看法。用世界观来分析政治就是政治观，分析历史就是历史观。所以，应该是理论决定“观”，而不是“观”决定理论。如果不这样理解，就无法正确把握理论和“观”的关系。就政治而言，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足是因为缺乏现代政治观，那么是不是确立现代政治观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这样推论下去是无解的，因为这样是把问题搞颠倒了。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因为没有确立现代政治观，不如说我们整个理论思维模式还存在较大问题，说到底还是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变没有完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都有所表现。

改革，不能指望事先就有一套完整、详尽的理论。美国搞民主，并不是先弄清了民主的内涵、外延，哪些是系统的，哪些是不系统的等等才开始行动的。相反，他们只是在实践中觉得可用就用了，后来人把这些做法概括总结起来，加以提炼，才形成了民主的理论。例如，当“五月花”号驶往北美大陆的时候，大家考虑到达后怎么去占地：是否谁块头大、力气大就可以多占?是否谁厉害就可以赶走别人?恐怕不行。为了不致混战，大家认为有必要定下规矩。于是大家坐下来商量，定下规矩上岸后就按规矩办事。这是什么?这就是民主。在意见充分协商之后大家执行，这不就是民主吗?设想先有民主的定义和概念，尔后才有民主实践，那是可笑的。确立观念更不等于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那是不可能的。总之，可以有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可以有理念、有目标，确定改革的导向和边界，但不能简单地从概念出发。

公方彬：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新的政治观支撑

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的历程，期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第一次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第二次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那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保证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保证社会主义焕发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点在确立新政治观。

强调政治观的创新与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

有一个现象在较长时间里让人困惑，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跟上时代的要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较计划经济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导致错位，进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小则羁绊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影响经济持续快速高效发展，大则危及执政。